洪涛：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的背景、“接受”和“可持续性”
意 外
2020年9月初某日早上，我收到信息说“小说网刊载你书评”。是北京友人周先生发过来的。
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
起初，我以为是评论新出版的《佛教跨文化传播的个案研究》（2020年初付印）。到古代小说网一看，才知道原来是拙著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得到高淮生先生垂青。古代小说网9月4日刊出高先生的书评——看清红学真相的方法论佳作——洪涛著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。
颇感意外。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是十二年前出版的，书评的作者高淮生教授为什么这个时候谈论一本旧书？
据说，评者自发撰写的书评不常见，十二年前就有读者跟我说起这种情况。2008年5月中，我收到北京一位读者（孙勇进先生）来信，他刚看过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，信中提到：“……不知这一个月间内地红学界对兄大作是否有何反馈。内地的学术机制，有些方面是有欠缺的，比如书评，一般都是著者找人来写，事先约好了地方发，自发地去写的，极少，也很难刊出。”知道国内情况后，我对书评之事也就不抱期望了。
不料，过了十二年，古代小说网刊出一篇评者自发撰写的书评。
《佛教跨文化传播的个案研究》
高先生的书评相当长，文章的阅读量接近一万人次。看来，不少人注意到这篇书评。也许，他们是关注“方法论”这个话题？
九月七日，北京友人热心，又来信：“你是否写篇短文响应一下？”我想，我提供一点新资料，聊以酬答高先生的善意。
这篇小文打算谈谈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的背景、因缘和遭遇。我也想回顾：这本书的命运怎样？有没有用？
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的申延
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的三大主轴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、文本、特殊读者。由写作到成书，由书本到阅读，先后有序，这是个“流程”，然后这“流程”还进一步延申：《红楼梦》走出国门。
延申的结果是：2010年《女体和国族：从〈红楼梦〉翻译看跨文化移植与学术知识障》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。我这本书专门讨论外译本的命运。讨论的范围主要是翻译方法、译评方法论和西方翻译理论的套用出了什么问题。
《女体与国族》
红学书稿我手头上还有第三部、第四部，可惜出版的机缘还没有出现。走笔至此，我要感谢十多年前协助我出版的殷梦霞女士和梅节先生。
据我所知，我的“《红楼梦》外译本研究系列”得到较多的关注。近年，国内倡议“中国文化走出去”，翻译学和相关研究（中译外）不断发展，我的文章大概凭借这时势吸引到读者。
据说“获得关注”是可以量化的，就是看论文的征引量是多还是少。我讨论译本的系列论文，在学界的征引量比其它类别的论文高一些。论文下载量也是这种情况。
读者是哪个群体的人呢？《女体和国族：从〈红楼梦〉翻译看跨文化移植与学术知识障》出版后，我收到一些来信，寄信者主要是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。来信多数是说：阅后兴趣增加，萌生了从事翻译研究的意向……
高淮生先生对“《红楼梦》外译本”“翻译研究”未必感兴趣，他选了较旧的那本（诠释方法论）来评论。
《红楼梦在国外》
写书评，有时候会变成执笔者立场的宣示。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人不少，是非甚多，有时候，评论者情绪高涨，调子会特别激昂，有的还带上调侃、挖苦之意（大家都知道那句双关语：“治”红学那些人）。
高淮生先生的评论显然取径迥异：他更乐意表彰被评者的好处、长处。我想起“与人为善”的古语。《孟子》说：“取诸人以为善，是与人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
顺带一提，未获青睐的《女体和国族——从〈红楼梦〉翻译看跨文化移植与学术知识障》其实也有一篇书评，刊于《中西文化交流学报》，由西南交通大学英语系钱亚旭博士撰写。
钱博士书评，转载于：
https://m.sciencenet.cn/blog-415-663187.html。
《中西文化交流学报》创刊号
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的际遇
我对西方文学理论有兴趣，特别是reception studies (接受研究)，因此，我也留意中外读者对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有什么反馈意见。我想，也许会有读者指出书中欠妥之处……
学术书的际遇，不像CNKI（中国知网）论文那样有网上“征引量”可供作者参考。因此，购书网站如“当当网”的读者短评成为参考材料。我记得，梅节先生为了支持我，把“当当网”上的评语转发给陈庆浩先生，然后再发给我。
网站评语：
http://product.dangdang.com/20161337.html。
有正式的书评吗？
冯凌《[港]洪涛：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
有一篇。是冯凌写的，发表在《华西语文学刊》2012年1期。冯凌的评语，高淮生先生的书评也提到了。当时，冯凌是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。
没有公开发表的“接受”主要出现在私人信件或私人场合中，例如，孙勇进先生写信来谈拙著。2008年他正在写博士学位论文，那时候拙著新出版，引起他的注意。孙先生认为，他在学位论文中引述拙著，也是一种反馈。他读书很细心，能指出书本某页有错别字。
比较意外的“遭遇”是在吉隆坡。大约是2008年夏天，我到马来西亚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。马国的丹斯里陈广才先生对我说：“一直在找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这本书。”我想，也许书名本身有点吸引力。
外国因缘很稀少。只有外国学者 Ronald Gray 告诉过我，他用英语写成《红楼梦》导读共四百页（书稿正在编辑），论及我的见解。他的看法怎样，目前没有人知道。
另外，有学生（毕业后，到其它学校继续进修）特地写信来告诉我：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是大学某科目的课程用书。
总之，这本旧书的事，我印象甚深。为什么？可能是因为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是我第一本专书。第一次出书，总是事事新鲜、难忘，包括“出版合同被邮局寄丢了”。
胡文彬先生
高淮生先生在书评开头描述了他和胡文彬先生谈话的情况。胡先生阅历丰富，又是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大方家，他的“读后反应”自然特别引人注目。高先生连胡先生说话的神情都特写一笔，读来另有意趣。
进一步讨论——“自己该做的事情”
高先生在书评中提到：“作者十分清楚哪些是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哪些是需要别人去做的事情，尽管不免给人以明哲保身的印象，其实，他教读者‘看清红学真相’的一招一式已然参与到红学‘改弦易辙’的过程中了。”
关于“自己该做的事情”，旅法学人陈庆浩先生也向笔者提过。陈先生指出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的剖析、论断部分占了书本的大量篇幅，他认为作者可以多提出自己对《红楼梦》的新见解。
这里说明一下，以前我没有贸然提出新见新，不是为了明哲保身，实际原因是：当时（2008年以前）我没有找到新的线索和研究空间。另一方面，“《红楼梦》翻译学”有研究空间，我就先做翻译方面的研究。
《红楼梦》法文本
到了2019年，在疏理各种《红楼梦》“原型论”过程中我有一些新发现和新见解。以下，分两点简略解说。
第一点，小说将“金陵省”各地的人和事，汇聚到“长安都”（贾家所在地）。书中的“金陵省”，可能包含南京、苏州、扬州、杭州这些城市。南京、苏州、扬州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？康熙帝南巡兼省亲，是否关连小说中的元妃省亲、刘姥姥省亲？
上面这些研究线索，不全是我个人的新发现，但是，我提炼出来的是“要旨”，与“原型论”的重点不在同一轨道上。请看下文。
第二点，南巡省亲、靡费、“亏空”问题，都与财政、营生有关。财政困难、持家不易等环节，作者一写再写（秦可卿、赵嬷嬷、秦显妻、王熙凤故事），因此，财政和营生之难，应该是小说的要旨之一。
说起营生，刘姥姥一家人连吃饭过日子都有困难，她被迫向贾家求援。刘姥姥家和贾家连过宗，两家人也算是亲戚。
邮票《刘姥姥见凤姐》
刘姥姥在贾府的遭遇，又衬托出妙玉奢靡浪费（她似乎有意炫富）。小说作者对奢靡浪费是否特别反感？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？
走笔至此，笔者联想到：贾芸向舅舅借钱营生，其性质也近似刘姥姥入贾府求助。还有，邢岫烟的景况也值得注意。她依傍亲戚过活，为了应付日常开支，连衣服都得拿去典当（第五十七回）。
小说家是不是对落入困境的事耿耿于怀？为什么小说家要反复写这类小故事？笔者认为，秦可卿、赵嬷嬷、秦显妻、王熙凤故事，还有贾芸、邢岫烟的一些情节都可以用“所指优势”来解释。
以上所述，详见于《幻笔的艺术：红楼梦的“金陵省”与“所指优势”释出的要旨》一文，发表在《红楼梦》学刊2020年第3期。这篇文章比较长（40多页），它有一个“简版”，刊于2020年8月16日的古代小说网。
文章刊出后，我寄信给国图出版社的殷梦霞女士，信上说：《幻笔的艺术》这篇文章的新见解可以略补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留下的空白。
顺带一提，《红楼梦》中的“金陵”，是个“省”，书中有明文。许多学者只看到“金陵”二字，没有注意到“省”字。
清刊本金陵省城古迹图
我指出“金陵”是“金陵省”，不是“市”，这样做可能已经得罪了一些人，例如那些强调“《红楼梦》专写某城市”的人。我特意将“金陵省”放在文章标题之中，没想到“明哲保身”的事。大概高先生没有考虑我第二本书（《女体和国族》）是何状况，以致生出“明哲保身”之谈。
《红楼梦》有意架空，“金陵省”也是架空的一个环节，因此，研《红》者如果一味文史不分，不免有“反《红楼梦》”的嫌疑。
方法论与可持续性（sustainability）
我在《红楼梦的“金陵省”与“所指优势”释出的要旨》一文中提到“可持续性”（sustainability）的观念，我是在考虑：有些话题例如“秦学”之类，能否保持生机？能否持续发展？
旧书有了新书评，这刺激我反思：拙著的话题（方法论）是否过时？有可持续性吗？
试看一例。高先生书评中摘录了我2008年的言论，例如：“‘家恨’，成为大部分新索隐的枢纽，这枢纽方便他们在诠释上通向朝廷政争。换言之，曹雪芹的历史性（historicity）成了新兴索隐派的‘种子’（诠释的基本因子）。”
《数理话红楼》
事实上，这套诠释法（家事关涉政争政局）在近年的红学著作中一再重现，例如，与雍正帝相关的“《红楼梦》研究”不时出现，刘心武先生的“秦学”就走这条路的。此外，谈“《红楼梦》反雍正”的文章也有不少，例如：安鸿志《数理话红楼》（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）畅谈《红楼梦》顺带骂雍正。
“家事”，不一定是曹家的事，“别家家事”也可以用这套诠释法。论述的取向仍是说作者或者作者家事卷入政局、政争之中。
关于“方法”，吕启祥老师对拙著的概括很精到。她在《应运而生 迎难而上：写在“红楼梦学刊”三十岁生日之际》（载《红楼梦学刊》2009年第4期）有一段话提到拙著，她很了解“方法论”的重要性，她说：
吕启祥老师
这里我还想提到洪涛先生的一本新著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，著者很有自知之明，借助西方视野十分谨慎，也有知人之明，检点前贤成果，不落窠臼。本书对繁复的红学现象不以时期划段，不以人物为线，也不以流派分野，关注点在隐藏于现象背后的原因，即从作者、文本、及特殊读者（脂评）三者着手，看红学家们如何诠释以及为什么会采取某种方法。
这种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追问，往往会发现两种截然对立的见解却源出于同一种方法，或者某学者用同一方法竟然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窘境。这实在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很有深度的学术反思，也许有助于我们看清红学真相，看看到底有多少站得住的有学理依据的成果。
她一句“为什么会采取某种方法”就切中肯綮。这里，我再补一句：某种方法，可以达到什么诠释目的。
《红楼梦校读文存》
方法的运用，有左右大局的力量，但是，有时候方法的背后是目的，而目的可能主宰方法，红学泰斗也擅长此道。因此，研究者“怎样运用某种方法”和“为什么会采取某种方法”也是我论析的对象。
近年，历史性（historicity）仍是许多《红楼梦》新说的“必经路径”，例如，有人强调《红楼梦》是晚明文化的产物，有人强调《红楼梦》是雍正朝的产物（针对雍正帝），有人强调故事反映乾隆朝……
人们谈《红楼梦》的历史性，可能有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（就是purposeful），这里不便深究。其实，《红楼梦》整个故事经营自身的历史性，例如，书中说京城是“长安都”，还有节度使、平安州等等。小说家营造这个时空大背景，总原则是不愿与明、清拉上关系。准此，一些学者选择无视故事内文的大背景，自己在那儿做取舍，难脱片面“前景化”（foregrounding）的嫌疑，见树不见林。读者如果对相关论析感兴趣，不妨翻一翻拙著，尤其是拙著的结论部分。
从方法层面看，不少红学论述的“论述方法”往往是这样的：尝试确定《红楼梦》的时空、尝试确立谁是作者或“原始作者”，最终，作者的确立（authorship）有助于树立诠释的权威（authority）。这种方法和程序，实际上是诠释者的自我授权之法（authorization）。
高马得绘红楼人物
值得强调的是，我探讨《红楼梦》诠释方法论，没有设想拙著成为规约式的研究（prescriptive studies）。读者可能另有期许。
以上，结合拙著得到的评价再次解说拙著的旨趣。希望我不会说得过简（注：涉及文本观念、探佚方法的议题，另文讨论）。
谈论方法，不能缺少相应的话语分析（discourse analysis）、案例分析和最终评断。如果没有个案和实际剖析，谈方法将沦为空谈。笔者对没有案例支撑的论说没有兴趣，这也是拙著偏重实际批评（practical criticism）的重要原因。
具体的案例分析这里不便复述。读者须细看书本中的案例分析才能对“方法论”有较完整的掌握。
总之，考虑可持续性是指：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所讨论的诠释方法到了今天是不是还有参考价值﹔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看清真相﹔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开拓、细致化。
考察过这十二年的红学现象，再重读拙著，笔者估算：《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》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高淮生教授写了长篇书评，也许，他有同感？
2020年9月 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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